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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征服中国
在河南洛阳市东郊一片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之中，有一座被称为“中国第一古刹”的白马寺。这座2000多年前建造在邙山、洛水之间的寺院，以它那巍峨的殿阁和高峭的宝塔，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人。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。它的营建与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“永平求法”紧密相连。相传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，梦金神头放白光，飞绕殿庭。次日得知梦为佛，遂遣使臣蔡音、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。蔡、秦等人在月氏（今阿富汗一带）遇上了在该地游化宣教的天竺（古印度）高僧迦什摩腾、竺法兰。蔡、秦等于是邀请佛僧到中国宣讲佛法，并用白马驮载佛经、佛像，跋山涉水，于永平十年（67）来到京城洛阳。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。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，遂将寺院取名“白马寺”。
佛自西方来
中国的佛教来源于印度。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•悉达多，后被尊为“释迦牟尼”，意为“释迦”族的“圣人”。大约公元一世纪前后，佛教开始传入中国。东汉明帝曾派入去印度求佛法，抄回佛经四十二章。在洛阳城外修建白马寺安置西域僧人，成了中国内地第一座佛教寺院，在东汉桓、灵二帝时，西域僧人安世高等来洛阳翻译佛经，从此佛教各派经典开始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。
佛教刚传入中国时，人们只是把它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，只有一些社会上层和少数贵族信奉它，社会影响不大，也没有汉人出家为僧的。外来僧人也常常依靠巫术、咒语等手段来传播佛教。三国时，有僧人康僧会来江南传播佛教，得吴地统治者孙权等人信奉，佛教由此开始在南方流传。
汉末、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国社会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祸之中。长期的兵甲相交，使民不聊生，百姓朝不保夕；连那些门阀士族也常常感到世事多变，日月无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渲染人生苦难、诸法无常的佛教教义，特别容易被人们接受。因此佛教在这一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。魏晋时期玄学盛行，老庄思想在士大夫中十分流行。此时大乘佛教中的般若学，用玄学的语言，以老庄玄学思想来解释大乘佛教空宗学说，受到门阀士族和士大夫阶层的欢迎，于是玄学和佛学合流，佛教在社会上得到更加迅速的传播。
东晋时，有僧人释道安，以当时流行的玄学的义理来解释佛教教义，并用他所理解的玄学化的佛教教义来指导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，成为当时有名的佛教学者之一。他组织和领导了佛经翻译工作，提出了一些译经时应当遵循的原则；他对当时流行的汉译佛经作了初步整理，编纂了佛经目录，还为憎侣团体制订了共同生活的法规仪式，为后世的佛教徒所遵循。
释道安的第子慧远长期住在庐山，聚集僧众，讲授佛学，着书立说。他极力调和佛学和传统名教之间的矛盾，努力协调佛教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。并提倡死后转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，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。他所领导的庐山僧团成为当时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。
公元401年，有西域僧人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。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先后译出佛经35部300余卷。他所翻译的《般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大智度论》、《中论》等，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．当时的长安成了中国北方佛教的中心。东晋时，僧人法显西行印度取经，历时十几年，着《佛国记》。
南北朝时代，佛教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扶助，发展很快。此时印度佛教各派经典基本上都已传入了中国，中国僧人对佛经的研究也日益深入，他们各以所学及研究心得传授徒众，从而形成了以专门研究某部经沦为主的学派，这些派别的形成和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成立交下了基础。
南朝僧人竺道生不拘旧说，大胆提出。“一切众生，悉有佛性”，皆能成佛之说。认为一切众生在成佛问题上都是平等的，包括“一阐提人”(佛教指善根断绝，十恶不赦的人)也不例外。在宗教修行方面他还主张“顿悟成佛”的说法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在北方，北魏太武帝由于崔涪、寇谦之的劝说，在公元446年下令灭佛，以表明自己是华夏正统。这是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。但此次灭佛并末彻底实行，太武帝去世不久，佛教又在北方恢复，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。
北朝佛教以修功德为主，化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修造寺院，建立佛塔，开窟造像。闻名于世的中国三大石窟(敦煌、云冈、龙门)，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开始雕凿的。
隋唐时期，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。隋唐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得到了空前发展。隋唐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，希望以佛教去稳定民心，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。隋文帝统一中国后，对佛教大力护持，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建立寺塔，立寺度僧，组织翻译佛经。因此隋代三十多年间，佛教在全国发展很快。
唐太宗虽然规定了道先佛后，但纵观唐代近三百年，实际上采取二教并重的政策。统一全国后，唐太宗下令在发生过战争的地方修建寺刹，建立道场。他还亲自撰写《圣教序》宣扬佛法。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帮助她夺取政权，曾谕令使佛教地位在道教之上，还命令僧人开讲佛经，广建寺塔。佛教的发展，触犯了世俗地主和封建贵族的利益，迅速膨胀的寺院经济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，破坏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，因此唐武宗在会昌五年下令灭佛。时称“会昌法难”。佛教经这次沉重打击，从此一蹶不振。武宗死后，佛教重新恢复，但此时已是唐末，国势渐衰，佛教也远非昔日可比。
隋唐时期，中外经济、政治和文化交流十分广泛。在佛教方面的交流往来活动也十分频繁。唐太宗时，玄奘法师到印度学习佛经十七年，回国后翻译经论75部。唐高宗时，义净法师赴印度取经，历时25年，回国后，翻译经、律56部。不少印度、西域、日本、朝鲜等国家的僧人来华传播和学习佛教，或中国的高僧前往他国传播佛教。唐玄宗时，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传法。
唐代以后，佛教内部各派互相合流，同时，儒、释、道三教也进一步互相吸收和融合，出现了“三教合一”和“儒佛一致”的思想。宋明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。程、朱、陆、王等理学大师虽然大多有批评佛教的言论，但他们本身却吸收了不少佛教思想。他们提出的许多基本命题、观点和论证方法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。因此后人评论理学，有人认为是“儒表佛里”。
元明以后，我国汉族地区的佛教日益衰落，在佛学义理方面几乎没什幺发展。整个佛教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。清末民初，有些居士和佛教学者对佛学重新注意，并进行了一些整理、研究工作，使佛学在近代又略有复兴的趋势。
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
佛教依据一种神秘的神不灭论，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说，把解脱现实世界痛苦的希望寄托在幻想的极乐世界。在哲学上，宣称诸法因缘和合而成，无常无我，皆是空的、不真实的幻象。认为人生充满着痛苦，由于因果的作用在六道中轮回。但人人具有不灭的灵魂，通过戒定慧的修炼可以超脱生死轮回，觉悟成佛。主张出世修行。作为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，中国佛教哲学提高了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，对后来哲学发展特别是宋明理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佛教藏经的大量翻译和刊刻印刷，大大促进了中国翻译工作与印刷术的发展。除了雕版印刷的佛经外，还有石刻的佛经。中国佛教徒把一些重要经典刻在摩崖或石板上加以保存。现存石经有山东泰山、山西太原风峪、河北北响堂山等处，规模最大的则要算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了。云居寺石经从隋末唐初到清康熙年间共刻经一千余部，经版一万五千余块。这些石经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、经济、佛教、书法、雕刻艺术等，都是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。
中国佛教石窟，是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宝库，是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，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非凡智能和杰出的艺术成就。其中敦煌莫高窟、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世界著名的中国佛教三大石窟。敦煌莫高窟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县东南的鸣沙山的断崖上。全长1618米，现存有壁画及塑像的洞窟四百九十多个。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。这些洞窟内壁画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多平方米，彩雕二千四百多尊。塑像造型生动，壁画精美，色彩炫丽，引起世界的震惊。壁画除了宗教内容外，还反映了中国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的部分社会生活，是研究古代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民俗和宗教的宝贵资料。本世纪初又在窟中发现大量古代佛经抄本和文书册页等，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重视。今天，研究包括敦煌的雕塑、壁画和文书在内的“敦煌学”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正在不断发展。
除三大石窟外，中国佛教又有“四大名山”之说，即五台山、峨眉山、普陀山、九华山。相传四大名山是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地藏四个菩萨分别显灵说法的地方，故又称“四大道场”。中国佛教已有二千余年历史。佛教在中国传播、发展过程中，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吸收、互相融合，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佛教还对中国的文学、艺术、美术、音乐、舞蹈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不仅如此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，中国佛教还传到了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国，并和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台，对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。藏传佛教还传入了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前苏联的一些地区。约本世纪初，中国佛教还开始传入欧美的一些国家。
